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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与丝路文化(图)

时间:2019-06-13 13:39 点击:
这一明显的附会现象却引发了我的几点学理性思考:一是唐代所谓“蛮书”,确有其书,但是指唐人樊绰所著《蛮书》,此蛮书非彼蛮书,它是唐代记载南诏(在今云南)大理地区的一部历史地理著作。 二是小说中所言李白阅读和回复的是渤海国语言文字。渤海国在今

这一明显的附会现象却引发了我的几点学理性思考:一是唐代所谓“蛮书”,确有其书,但是指唐人樊绰所著《蛮书》,此蛮书非彼蛮书,它是唐代记载南诏(在今云南)大理地区的一部历史地理著作。

二是小说中所言李白阅读和回复的是渤海国语言文字。渤海国在今天我国东北地区,当时这个地区的民族主要是靺鞨族,分为黑水靺鞨和粟末靺鞨,渤海国主要是粟末靺鞨。据大多数研究者的看法,李白并没有去过东北地区,他没有太多机会接触渤海国的语言,更不用说精通。但是,文学家为何把“醉草吓蛮书”的桂冠授予李白,而不是杜甫、王维、岑参、高适或其他诗人?

三是即便人物与故事的核心情节是虚构的,但假托李白致书中提到颉利背盟而被擒,弄赞铸鹅而纳誓,新罗奏织锦之颂,天竺致能言之鸟,波斯献捕鼠之蛇,拂菻进曳马之狗,白鹦鹉来自诃陵,夜光珠贡于林邑,骨利干有名马之纳,泥婆罗有良醉之献等,这些却是事实,多与隋唐的中外交流和丝路文化有关。

四是在唐代这样一个中外文化交流频繁、丝路贸易昌盛的时期,李白经常往来并居住于国际化大都市长安,五方杂处,风云际会,李白是否也濡染了时代风气?或者说他与这一时代风气有何关系?

五是在李白生活的唐代,前有裴矩、玄奘等熟知殊方,后有杜环等经行中亚,且都有关于西域的行旅经历和著作。他们是如何与异域的人们交流的?又用什么样的语言交流?特别是像玄奘、杜环等都在丝路地区生活多年,他们是否懂外语,懂哪些外语,从何处学习,外语这个窗口对他们了解认知域外文化有何作用?

从这些稗官野史,甚至有些穿凿附会的故事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李白是有接触、了解丝路地区其他民族语言文化的条件的。2015年10月,两个与李白相关的学术会议相继在唐代首都所在地和古代碎叶城所在地召开,一个是在西安召开的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七届年会,另一个是在吉尔吉斯斯坦召开的“李白与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样两个学术活动与我今天要讲的题目也有了某些联系。

唐代长安与丝路文化

李白笔下的长安城:“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其一)“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二首》其二)两首诗均提及长安的地名,青绮门是外郭城东门,诗中多作为送行之地的代称。金市指长安的西市,为唐代丝绸之路贸易所在地。有趣的是,长安东、西两地都有西域胡姬的酒肆。这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学界也早有研究。知名学者向达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著有《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其中专设一节讨论西市胡店与胡姬。美国学者陆威仪著《世界性的帝国:唐朝》一书设专章讨论唐朝的“外都世界”,其中用一节的篇幅叙述“在唐朝的外国人”(《哈佛中国史》第三卷)。前人所谓“西域”研究,与今天的丝绸之路研究,有很大的交叉和重复。循名责实,应该先有汉代张骞凿通西域及隋唐以来丝路文化兴盛的事实,后来才有“丝绸之路”概念及研究的出现。

一是丝路文化在唐代长安的遗迹。由于唐武宗时的毁佛及历代战乱等的破坏,长安地上的丝路文化遗迹大多数已湮灭,但是今天西安至少还保存有大慈恩寺(大雁塔)、荐福寺(小雁塔)。景教,唐代时正式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也被称为东方亚述教会。景教起源于今日叙利亚,是从希腊正教(东正教)分裂出来的基督教教派,由叙利亚教士君士坦丁堡牧首聂斯脱里于公元428至431年创立。一般认为,景教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派,曾一度在长安很兴盛,但多由非汉族民众所信奉。唐代景教的寺院,现在地面上已经看不到,但西安碑林博物馆保存有记载唐代景教情况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2000年以来,在西安大明宫遗址北,相继发掘了安伽墓、史君墓和康业墓等三座粟特人墓葬。墓志上的粟特文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其中安伽墓门上的祆教彩绘、石榻浮雕上的丝路舞会,反映入华粟特人的宗教及生活图像,弥足珍贵。

二是丝路沿线外族人在唐代长安的居所。丝路沿线外族人来长安的接待宾舍在什么地方?一般认为是在鸿胪寺与礼宾院,即唐朝中央政府主管民族事务与外事接待的机构。但需要注意的是,鸿胪寺与礼宾院是外交主管机构,不可能接纳很多外国或其他民族人士居住。其实鸿胪邸舍、鸿胪客馆才是他们的主要居住地,它们相当于今天的国宾馆,旧址约在今西安城含光门内之东甜水井街至四府街南段(参看张永禄主编《唐代长安词典》)。

三是丝路文化促成文明互鉴的一些例证。丝路文化与唐代文化相互影响,交融促进,这里以法显、裴矩、玄奘、杜环、圆仁、遍照金刚、崔致远、李珣等为例,其中前四位是华夏学人,后四人是境外僧人或学者。志向高远的中原士人沿着丝绸之路向外学习,取得卓绝的成就。法显是东晋高僧、旅行家、翻译家,他早于玄奘几百年即到西域、天竺取经,写出了《佛国记》。裴矩是隋唐时期的人,《旧唐书》卷六三《裴矩传》记载:“大业初西域诸蕃款张掖塞,……(矩)乃访西域风俗及山川险易、君长姓族、物产服章,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可以说他是一个有心之人,留下了一部记载丝路文化风物的重要著作。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名气更大,不必赘述。杜环是大政治家、制度学家杜佑的族侄,他随高仙芝西征中亚怛逻斯,兵败被俘,滞留西域,其后曾游历西亚、北非。这批滞留的唐人把中原的造纸术等技术传播到了中亚,并在撒马尔罕开办了一个造纸作坊,于是中国的先进发明经由丝路传到了欧洲。杜环后来逃回唐朝,将他的历险经历著成《经行记》。杜佑《通典》引用了《经行记》的内容,该书赖此保留了一些。圆仁是日本僧人,他偷渡到中国,到过五台山、洛阳、长安等地,最后以日记体的形式撰写《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他在中国的见闻。遍照金刚是一位日本遣唐的僧人,他撰有《文镜秘府论》,把唐代成熟起来的格律诗的具体细节情况记录下来、传到了日本。崔致远是新罗(今韩国)人,他来唐朝留学,并考中进士,还在唐朝做官,后来又回到新罗,有用汉文创作的诗文集《桂苑笔耕集》传世。李珣是波斯人,他的《海药本草》是专门记述由波斯等域外传入中国的药物的名称、特点、性能等的医学著作。

这两组学者的八部著作很好地阐释了丝绸之路、丝路文化促进中外文化“双向馈赠”“文明互鉴”的理论。美国学者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曾说:“唐朝人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渗透了唐朝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整个唐代都没有从崇尚外来物品的社会风气中解脱出来。”指出丝路文化对唐代社会文化的影响。另外两位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中指出:“唐朝作为当时最大的帝国受到许多邻近民族的极力仿效。人类中有如此大比例的人注意中国,不仅把它视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而且视为政治和文化的楷模,这在唐以前从未有过,以后也不曾再有。”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评价,指出周边邻近民族把唐朝当作政治和文化的榜样,当时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文化“软实力”的增强,实与开放开明的丝路文化兴盛分不开。

李白与西域关系已有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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