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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百年]余 旸丨“可能性”诗学及其限度

时间:2019-06-13 12:42 点击:
余 旸丨“可能性”诗学及其限度——“九十年代诗歌”现象再检讨

[新诗百年]余 旸丨“可能性诗学及其限度——“九十年代诗歌象再检讨

2017-10-27 16:03 来源:文艺争鸣

原标题:[新诗百年]余 旸丨“可能性诗学及其限度——“九十年代诗歌象再检讨

如果说“历史意识”是“九十年代诗歌”的一个重要表征的话,“可能性”这一自“朦胧诗”后萌发出的诗歌理念,也是“九十年代诗歌”中关键性的概念,它从众多新起写作者对先前政治意识形态、伦理意识、文学观念等的叛逆冲动中,逐渐凝结成最为核心的价值,并构成对新诗的一种评价尺度。

就当代诗歌而言,对新诗的“可能性”的追寻,发生在“朦胧诗”后。在剧烈分化与变动的诗坛中,更新的一代诗人提出了“Pass 北岛”的囗号。虽然出于影响的焦虑,在文学代际的更替中,新人登上历史舞台,总以攻击或丑化前辈为常见的战略,但他们针对“朦胧诗”总体表现出来的诗歌特征,提出了“朦胧诗”自身存在的两个诗学问题:一个是历史代言姿态,在新一代诗人看来,“代替历史发言”是一种自我夸张的表演,远离了个体的、当下的生存感受,他们更倾向于书写真实的日常经验;另一个问题,是“意象”主义的倾向。朦胧诗在表达方式上,仍未摆脱新诗传统的样式,如偏爱使用那些十分文学化的、具有象征色彩的意象,这使他们的写作有一种内在的“文学成规”,打破这种成规,寻找新的语言活力,也就成了当代诗歌的内在要求。而改革开放蜂拥而来的欧美诗歌以及相关理论,就为他们的这一内在要求提供了广泛的想象与创造空间。(2)表现在诗坛上,一方面,充满激情的实验冲动被广泛分享;另一方面,诗人们抛出各式各样的宣言、口号,诗坛也仿佛成了一个热闹的“江湖”,但这些颠覆性的诗歌实验,表面上鱼龙混杂,各不相干,甚至相互还处在争论中,在背后,却自觉不自觉地分享了一种共同的抱负,即要打破以往诗歌史提供的有关“诗”的认识,在一个更开阔、复杂的空间里,探索诗歌的“可能性”的道路。

对于这一自“朦胧诗”后呈现出来的诗歌现象,臧棣给予了极为准确与富有前瞻性的判断:

1983年前后,尽管朦胧诗受到不公平的批评,但在为它辩护的批评中,它已被总结成一种关于中国现代诗歌的写作范式。这意味着我们时代的写作的可能性将要遭到一种源于朦胧诗的批评标准的检验。这是新一代诗人所难以容忍的。在他们的写作意识深处,中国现代诗歌所面临的写作的可能性,远远未被充分地涉猎。(3)

臧棣认为“相信写作可以说是后朦胧诗人的共同特征,……也意味着相信诗的写作先于诗的本质”,“由此,后朦胧诗最基本的写作策略诞生了,它将‘诗歌应是怎样的’、中国现代诗歌‘应依傍什么样的传统’等诗学设想暂时搁置起来,先行进入写作本身,在那里倾尽全力占有历史所给予的写作的可能性:让中国现代诗歌的本质依附于进行中的诗歌的写作”(4)。

作为新诗最主要的写作内驱力之一,写作的“可能性”的先锋性在于“它为束缚在中国现代诗歌的写作上的绝对的价值标准松了绑绳。”(5)涉及具体的诗歌实践,臧棣对“可能性”进行了适当的限制与补充(6),但从一种总体性的眼光出发,“可能性”这一从“后朦胧诗”中涌现出的诗学意识,却被臧棣视为现代诗歌的一个基本特征:

巴尔特在此几乎说出了现代诗歌在它自身与文学传统之间的一种宿命关系,亦即由于源自一种特殊的感受力,现代诗歌的写作不断自觉地加深着它与文学传统之间的裂痕,处于永远摆脱不掉的“无本身传统”的状态中。(7)

如果说在《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中,臧棣对“可能性”的阐释,还包含着强烈的辩驳意识,针对1990年代以来当代新诗实践的“自我主体性”遭受双重挤兑的身份难局,积极而灵活地回避了来自“身份焦虑”的双重压力(8)。那么在其后来的诗学构想中,“后朦胧诗人”对诗歌“可能性”的寻求——也即悬隔传统批评的压力,投身于写作的实践行为,已经由自我辩驳与阐释,转变为一种自我确认的诗歌原则,也即“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这一宏大的现象本身已自足地构成一种新的诗歌传统的历史。……它的评判标准是其自身的历史提供的。”(9)

臧棣对“可能性”的阐释,拆除了那种始终干扰着新诗评价问题的,相信“古典诗传统”与新诗之间具有绝对的连续性,因而存在着继承关系的虚假意识,而指出两者之间是一种重新解释的关系,诗歌的写作却以投身未来为前提的。“如果其他的现代文类不把独创性作为自己的驱动力的话,那么,新诗则以独创性为自己最主要的驱动力。”(10)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能性”构成了新诗的评价尺度。臧棣不仅从这个维度来理解诗歌史,也从这个维度来评价一个诗人,“即相对于既有的新诗实践,他提供了哪些新东西。”(11)

但从新诗的自我建构角度来看,臧棣的阐释虽然“将写作还原到一种纯粹的、无任何心理焦虑的、不受绝对标准的约束的创造力的原初状态”(12),展现出新诗未来可能的广阔远景,但在摆脱了复杂的文化政治带来的身份焦虑后,也提示着新诗可能存在着的困境。(13)

部分诗人从诗歌创造需要足够压力的角度触及了臧棣提倡的“可能性”内在的暧昧之处。黄灿然认为,新诗由于使用现代汉语,其优势在于它没有足够的压力。但黄灿然同时也指出:“现代汉语诗人的劣势,恰恰在于他们没有足够的压力。”(14)

具体来说,新诗所采用的语言——现代汉语及其前身白话文,其命名机制是“借助汉译尤其是汉语中所移植的西方语法和西方感性建立起来的”。从与“古典诗传统”的关系而言,“由于命名机制的不同,古典汉语诗歌对现代汉语诗人实际上不构成压力,……”;而与西方诗歌传统之间的关系,由于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于已有的、受局限的西方现代诗歌的汉译,作为一个完整的诗歌宝库,“一个严密的命名机制。……它的妙处他们基本上不能体会得到”(15)所以,西方现代诗歌对汉语现代诗人造成了虚构或想象的扭曲的压力,往往失真,不是过分夸大;就是过分缩小,而这一扭曲或虚幻的压力,目前在诗歌界导致的恶果是:“是把‘什么是诗’和‘什么是好诗’的概念缩小。尤其眼下的现代汉语写作,已去到了最好的诗与最坏的诗之间界限模糊的地步”。(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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